向东辉

 幼稚的老童生们

（看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的又一个反思）

   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无法绕开一大批民主人士和他们的民主运动。M说过，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三大法宝：GCD,GCD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GCD领导到下的统一战线，肯定了国内民主人士对革命成功的重大作用。“周恩来在重庆”时期，是一批民主人士与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GCD合作最亲密、对推动国内民主运动、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贡献最大的时期，用历史学者章立凡的话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与GCD的蜜月从此开始。周恩来在此时期的“统战”功绩，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因此，这一内容占据了整个电视剧的极大篇幅。

   但在此电视剧中，蒋介石多次称这批民主人士为“幼稚的老童生们”，耐人玩味。“童生”本是在科举时代对尚未进入科场的幼年学子的称呼，这些孩童尚不谙世事，单纯而幼稚，蒋氏在此再加上一个“幼稚的”定语，是说这些人双倍的幼稚。“童生”前边又加一“老”字，意即一贯幼稚。幼稚不幼稚，恐怕要在经历一个历史时期后才能有定论。

   马寅初，当时的重庆商学院院长，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深恶痛决。他公开演讲：“抗战应该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作壁上观。还有上上等人，大发国难财。”他公开呼吁“应把主管财政经济的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查办，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战的经费。”这种直刺蒋政权心窝、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安定团结”的言论有力的配合了GCD的反蒋战略。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抓进了监狱。此剧中出现的民主人士，还有沈钧儒、张澜、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罗隆基、章乃器等。这些人无一不冒着随时可能被迫害的危险，为民主政治呼号，并在周公（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组建或整合民主党派，紧密地按D的指挥向蒋发难。尤其是黄炎培、章伯钧，挺身而出，谴责国民党制造的迫害新四军的皖南事变。黄炎培还曾与其他几位参政员赴延安，与M交谈，留下了史称“延安对”的著名谈话，极大地提高了全国民众对延安、对解放区民主政治的向往之情。在此电视剧中出现的文化界人士有郭沫若、田汉、老舍、柳亚子、贺绿汀、洪深、光未然、矛盾、胡风、王昆仑等，他们在D的领导下，组织群众集会、创作进步歌曲戏剧并安排演出，无不使蒋介石气急败坏。这些文化人视周公为光明的化身，周自延安返渝，郭沫若写诗，称“秉炬人归从北地”。电视剧中还出现了几位国民党军界中同情GCD的高级将领黄绍竑、张治中、张冲等。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上将，为周恩来浙江之行（周此行名为祭祖，实为与新四军联系）鼎力协助，使蒋大骂陈诚和特务头子戴笠无能。此电视剧演员阵容一般，演技也大都平庸，但剧情的真实性实堪称道。这批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对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新中国的建立，按理说应属功不可没。

   但是，后来呢？

   到了1960年代，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不安本分，发表了一个“新人口论”，提出了一个“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斗胆地与M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GCD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最高指示对立，还说什么“就粮食而论，非控制人口不可。”于是，此翁被批为“马尔萨斯反动人口论”的反动分子，校长别当了。黄炎培认为土改有过左倾向，虽只受到温和的批评，但副总理不能当了，且后来把他的儿子黄万里教授定为右派，给你点颜色看看。梁漱溟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农民生活太苦的论点，被M当面骂得狗血喷头：“一贯地反共反人民”，“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此翁被连续批判了20多年。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提出了一些迹近批评一党专政的意见，尽管比当年斥责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言论温和的多了，仍不免成了右派之首，部长被撤职，在羞辱和冷落中郁郁而终，而且至死也未被平反。文化人中情况更糟，胡风在1950年代成了反革命，在监狱里一蹲就是20多年；老舍、田汉在文革中自杀，大多数文化人朝不保夕。国民党上将黄绍竑先是当了右派，后来又当了反革命，自杀身亡。

   这一批当年的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进步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在1950、1960年代，他们回忆起蒋介石称他们为“幼稚的老童生们”时，当作何感想呢？如果说重庆时期他们的奋斗是正确的选择、表现了明智练达的话，那么他们没弄懂民主和统战只是手段，尤其是到了革命胜利后，忘记了烹狗藏弓的古训，仍然坚持追求民主的自由个性不改，就应该承认是一种幼稚，承认蒋氏之说不谬。

   如今这一批“老童生们”，都早已作古了，但他们的经历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其教训影响所致，今日国内民主党派的人士们，清一色老练沉稳，王顾左右而只言科教文卫，绝口不谈民主与政治，实在和谐的可以。

   永别了，可爱的一代“幼稚的老童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