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从7万开始 ”日志 2008-08-25 《闭幕式前海外媒体:中国 “举国体制” 之代价》)    （http://fortuante13.blog.sohu.com/98144789.html）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金牌第一，有人称之为这是“举国体制”的胜利。然而很多评论指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弊端重重，不但不有利于全民体育的发展，也严重摧残运动员的心身。

    新华网8月22日报导，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奥运与中国”记者会上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举国体制”是有效的。所谓“举国体制”，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 “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也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培养金字塔型的少数精英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夺取奖牌。

    自上一届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举国体制”一直受到多方质疑，有评论说，虽然中国运动员获得好成绩，但举国体制不但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摧残运动员，也对改善国人体质没有任何好处，反倒豢养着一批体育官僚。

造价六七亿、两千万人堆出的中国金牌

    几年前“一枚金牌7亿元”的说法曾产生爆炸性效应、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曾对此提出修正，他说，政府在每个奥运选手上投资约四、五百万元，以雅典奥运为例，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总投入约16亿至20亿。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直接成本约五、六千万元人民币。 但这没有包括运动员早期的培养费用。

    据大陆媒体报导，现在中国各地少年体校的在校生约有20万人，如果每人每年花费的培训费用平均按2万元计算，20万人一年就要花费40亿元，少年体校培养一个运动员需要八年时间，八年累计就得花费320亿人民币。以今年北京奥运中国队获得金牌最多的50枚计算，一枚金牌的代价至少需要6至7亿元人民币。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国际社会上一般采取的是全民选拔制，而不是中国式的精英栽培制。比如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除了少数具有观赏价值因而能够赚钱的运动项目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大部份运动项目的选手都是业余的。平时他们在各自不同行业工作，只有到奥运选拔赛时才集中起来强化训练。所以其金牌投入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相比之下少只有少。 

塔尖精英与塔底大众的命运差异

    近20多年来，中国以所谓体育强国梦来鼓动民族主义情结，藉以凝聚人心。为了产生体育强国的错觉，媒体经常利用运动员广告来吸引人们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不少体育明星、体育广告大户。

    以刘翔为例，自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刘翔夺冠后，其“商业价值”从开始的三、四百万元人民币，一直涨到近两年的上千万。2007年，刘翔即代言了安利纽崔莱、 伊利、耐克等14个品牌。2008年又增加了平安保险、凯迪拉克等重量级企业和品牌。这位“亚洲飞人” 过于频繁的商业广告活动，去年的收入达到1.6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中国体育明星从事广告活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刘翔的广告开发模式。刘频繁的商业广告活动是由中国田径协会管理中心代理开发，并统管刘翔的广告报价、制作和选择媒体，广告收入按比例由刘翔与 “田径协会”分成落入各自口袋。而另一体育明星田亮的广告活动因属个人行为，遭到国家队开除，并被指为“不务正业”。

    可是，最近由刘翔退赛引发了一连串的商业效应，部份赞助商继续撤换广告，尽显商业体育的残酷。据网易8月20日报导，这些巨额投资随着刘翔的退赛付之东流，业内人士估计，此番退赛，刘翔个人的损失将超过1亿，而赞助企业将减收超过30亿。

    刘翔、田亮们尽管有万分遗憾，但毕竟曾摘取过奥运金牌，也因此使自身及家庭命运得到翻天覆地般的改观。但在他们的身后呢？

    据路透北京7月29日报导，在金字塔式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共有2.3万名国家供养的运动员。金字塔的底座部份是许多体育运动学校，什刹海体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运动员最小的只有六岁，各各怀揣着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一位12岁的小运动员对路透说“我想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我想像张怡宁一样。”

    什刹海体校拥有49年历史，目前共有八个项目的600多名学生，一半学生自费学习，另一半则属于“专业预备队”。他们的训练费、学费和住宿费都由国家负责，每人每年三万元。校长石风华说：“政府每年都会对我们学校投入大笔款项，”。体校最好的学生将有机会进入省队，成为“国家注册运动员”。包括张怡宁，该体校培养出六位夺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这种“少年体校”是中国主要培养专职运动员的方式。这些少年儿童把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成功率极低的奥运金牌上。其中大多数人可能永远被埋没在金字塔的底座下，自身无法超越，命运也无人关心。随着短暂的运动生涯结束，许多人退役以后谋生都比一般人困难。

摧残人的“魔鬼训练”

   “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训练极为艰苦甚至残酷，他们从小进入体校，被迫接受“魔鬼训练”，收入微薄及身家性命全部系于金牌制度。有幸攀上塔尖固然耀眼，但背后的辛酸不可想像。

    新华网今年1月7日报导，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份抽样调查，2006年7月之前北京、湖北等地运动员的平均津贴仅为每月777元。只有足球、篮球等一些职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中，运动员的收入较高。但这些运动员数量占运动员总数很小一部份。

   纽约时报6月28日报导了雅典奥运划艇500米金牌得主杨文军在荣誉后面的辛酸。杨说，他不能忍受现在的生活，近十年来一直在尽力退出划艇运动。他说宁愿去读书或去做生意。他的父母透露杨有肝病，极易疲劳，会缩短他的寿命。可是，官员们甚至拒绝让杨退役。杨讲述了那些官员如何威胁他，如果不参加北京奥运就会被取消退休金。

    一位在博客中笔名为郑梦彪的厦门体育记者前年采访福建省体操队后披露，他看到一位小体操运动员，“细小的手掌皮开肉绽，皮下渗着腥红的血，肉嵌着紫红色的血。真分不清哪块是茧，哪块是肉哪！”。这位孩子没有教练颔首不敢对他说话。

   他在采访中得知，“体操界有几个潜规则：在训练期间的半年里，非特殊事情，孩子不能回家，家长也不能探营；阑尾炎手术后三天就得上场训练；为了比赛，女孩子得服下妇科和计生药品，以推迟例假”。

    他说：“我骂老乡（体育官员），你们这样做是法西斯！老乡说，我国的‘魔鬼训练’始于1963年，国家体委1964年下达向日本女排大松博文学习魔鬼训练的要求。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在著名作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一书中，被誉为“东方神鹿” 的女子田径运动员王军霞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描述教练马俊仁：“你太毒，你太狠，你太没有人情味了!”，“ 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要高声大喊：‘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需要关心、爱护，我们需要人身自由!’”

    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曾数次包揽世界中长跑冠军赛的“马家军”，1994年12月12日，以王军霞带头的全体队员突然退出长跑队，称之“马家军兵变”，她们称教练的“强化训练”“想打就打，想骂就骂”。2002年，“马家军”甚至还爆出头号选手董艳梅自杀未遂的惊人消息。

    据新华网2007年11月1日报导，摔跤运动员受伤已习以为常。在10月27日一天比赛中即有4人因伤退赛。青岛74公斤级的孔亮被摔伤右腿；哈尔滨84公斤级的孙璘鹏被拉伤右肩，一度疼得无法动弹；在96公斤级比赛中，国家队队员、哈尔滨的聂晓明被摔伤肋骨，而进入决赛的邵欢也因伤将金牌拱手相让。在男子自由式摔跤74公斤级淘汰赛中即失利的内蒙古选手朝格巴雅尔，不到5年的摔跤生涯已使其耳朵严重变形。

    中国女曲在本届奥运会获得银牌，据新华网 2002年10月12日报导，队长陈朝霞称训练为“魔鬼训练法。” 队员张海英在一次比赛中脸上被打出一个大口子，在医院缝完针后马上回赛场继续比赛。队员马弋博被一球打掉5颗门牙，但仍然奋战在球场上。老国手黄俊霞说，曲棍球是带有一定危险性，就是破了相也会顶住。

退役运动员的惨境

    据中国体育报报导，中国近三十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在失业、受伤或贫困中挣扎。许多运动员受到训练导致的运动损伤和健康问题的折磨。
吉林队女举重选手邹春兰曾得过全国冠军，共拿过七枚金牌，并打破一项世界记录，退役后只能去当澡堂搓澡工，并带着骇人听闻的后遗症走出这个体系：喉结、声音沙哑、胡子、不孕。

   邹最近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很多和我一样境地的运动员从没得到帮助。”。“我们被撇在一边，没有受过教育，不能生小孩，被一个声称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系统给毁了。”

    这些运动员以损害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来博取一金，但在经过残酷的付出后，能够取得奖牌尤其是金牌的终究是极少数。他们把青少年最美好时光献给体育，可除了体育外，并未有其他谋生本领，因此，在冠军光环褪去之后，就陷入生活无着的困窘中。

   中国青年报去年4月10日报导，昔日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迫于生计，决定变卖自己在运动生涯中获得的15枚奖牌。仅两天时间，已有数百人在“抢购”那15枚奖牌，连铜牌都有人愿出5000元买。

    这位为中国夺得金牌的艾冬梅说：“我后悔练体育，练了8年不是正式队员，我成绩得到了，荣誉是体工队的，奖金是王德显（教练）的，伤病是我自己的，要文化没文化，要钱没钱，还把自己弄成废人。我真是心疼啊，没钱给孩子买奶粉。

国人体质逐年下降

   在力争金牌王国的同时，中国人的体质却在逐年下降，特别是中国青少年一代。据北京晨报报导，若以体重指数作为指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肥胖者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据统计，中国有40％的人体重超重，其中7000万人被确认患有肥胖症。有专家预言，未来十年，中国的“胖子”可能超过2亿。

    有专家分析，国民体质下降是因运动量减少、体育器材及场地严重不足所致。据人民网8月11日报导，中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200多个体育场地的状况无法相比。

    还有调查表明，我国年人均体育消费不足3美元，低于亚洲年人均体育消费的12美元和世界年人均体育消费的36美元，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年人均体育消费300至500美元，显然国人从“举国体制”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谁受益于“举国体制

    既然是“举国体制“，运动员的“产权”应归于国家，他们的商业收入除了自己应得的那部份外，其余的应该上缴国库。但现实却是，国家对运动员成名后获取的商业收入，没有相应的分配体制约束，反是尽数归个人或“利益集团”。

    国际商业时报（IBTimes）8月20日报导，国家体育总局曾对运动员的商业收入分配有过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运动员可得到总收入的50%，其余的则是由教练员、地方体育局、各专门体育管理中心或协会分成，后者大体能分得总收入的15%。这就使得亦官有民的管理中心或体协有动力去“榨取”明星运动员的“商业价值”。

    同样，既然是“举国体制”，体育资源应为全民所有，可是却被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瓜分。事实上，中国的体育资源牢牢控制在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及其下属的具有垄断地位的各个管理中心或协会手上。

    有专家分析，如果刘翔的团队提早宣布他不参加今年的北京奥运会，那么企业肯定不可能在刘翔身上投入大量的商业广告，这些体育官僚利益集团的损失也就越大。

    而作为“举国体制”最重要的投资人－纳税人无法对竞技体育资金投入、使用等有知情权、决定权，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举国体制”实际上是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只有极少数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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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龙天：体育大国？金牌大国？ http://blog.sina.com.cn/jiliangtian

（悼念华国锋）

     前些天看到华国锋病重住院的消息，就一直挂念着这位前我国的领袖人物。今天一上网，就看到了他不幸去世的消息，虽然他的去世已有某种预兆，但仍让人惊异。

    官方的报道全文是：“ 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０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１２时５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岁。”简短扼要，三个定语，对华的评价似属公允。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上世纪70年代风风雨雨的人，不能不对华国锋的政绩留着鲜明的记忆。他曾被称为“英明领袖”，这在当时，难免有大搞新的个人崇拜之嫌，但不能不说，他顺从民意，组织、领导粉碎“四人帮”不失为一种英明之举。有人说，你不粉碎“四人帮” 我们就要把你和“四人帮”一起粉碎，但可惜此话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站着说话，总是不腰痛。华的另一个堪称英明之举是平静地对待真理标准的讨论，诚恳的接受批评，平静地交班、离开政坛。他的这一段“短暂的春秋”，给中国后来的的天翻地覆，带来了先机。

    现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忆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华国锋》，提到胡耀邦对华的评价：“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如今，我们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和作风”的回归。
　　也许胡德平预见到华国锋将不久于人世，写出这篇弘文，提前对华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下 ，本人转贴一些网上照片，算是对一个值得记忆的历史人物的悼念。

                             新华网发华国锋遗像

    新华网发今日（2008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版面。华于昨天去世的消息放在第一版右下角，但报头套红却叫人莫名其妙。

    上三图：2007年10月22日,华国锋在寓所会见客人，兴致勃勃与客人一起欣赏石楼《黄河第一湾》图，并题写“黄河奇湾”。（来源news.ifeng.com））

     上二图：每年的12月26日，华都要前往毛主席纪念堂，这是2007年12月26日在纪念堂现场,群众纷纷请华国锋题词（上图）。华与毛新宇、毛东东在一起，并为刚满4岁的毛泽东重孙子毛东东（右）亲笔题字：“毛东东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源：中新社发）

（转自搜狐博客  Linx  日志2008-07-05 ）

    （ WGZ交班时，沉痛直言三大憾事：1、关于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未能实施；2、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架构和隶属关系，未能成功；3、关于官员以公款或接受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屡禁不止。 WGZ给自己打了59分，在中纪委欢送会上心情沉重。）

    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WGZ，在出席中纪委工作交接班暨欢送座谈会上，回顾了接任中纪委书记五年的工作历程。 WGZ在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多次因心情沉重而停顿，也多次被掌声打断而热泪盈眶。

    WGZ说：回顾接任中纪委书记的这五年工作历程，心情是沉重的。五年前当选中纪委书记，在尉健行的欢送会上作了表态：决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党的委托，要继承十五届纪委正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立志要在若干人民强烈反响的问题上，要有突破。五年消逝了，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借此向同志们作临别交心和自责。

   W说：单有决心是战胜不了现实的。我和纪委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是作过努力，作过艰难工作和必要的斗争，还是失败了。

   WGZ说：我自己反省，是留下了三件未能完成的工作和遗憾大事而离任的。他所说的三大憾事，也是中纪委内折腾了二十多年的顽疾。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 W在会上说：早在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聂荣臻等，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共产党？ W说：党内对财产申报制抗拒、反对、抵制的势力相当顽固。所持的理由，指会失控，使干部和干部家属处处和人民处于对立局面，会造成政局混乱等。事实恰好是相反，哪有人民的政党怕对人民负责的道理。 W又披露：2003年、2005年，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的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以难以推行而中止。

    据知，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中共中央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两大问题：

    1、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

    2、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

     关于改革现行纪委、监察部组织隶属关系、组织架构的问题，在十二年过程中，先后提出过五次讨论，都有较大争议，担忧会发生多中心，会出现党的领导被架空等情况。直到上海、天津、河北等地发生领导班子腐败案后，才作出部分改变。

    关于严禁官员以公款或免费到高级娱乐场所消费。据中纪委在中共十七大会议期间，提供给代表的材料中披露：从2003年至2006年，每年党、政机关以公款吃喝玩乐的开支，徘徊在三千亿至三千五百多亿，再加上新增、更换轿车，年达五十万辆至六十五万辆，开支二千亿元以上。该材料中还披露：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珠海、长沙、重庆、西安等地高级娱乐场所，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高尔夫球场公费开销，占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外资、中外合资会所消遣，公费占百分之四十，由私企、合资、外资代表支付，占百分之四十五。该材料还披露：某些高级娱乐场所、合资、外资会所，百分之九十五设红灯区，受到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的保护。

    WGZ给自己打五十九分。WGZ总结本届中纪委工作时说：如果人民能对我的工作给予六十分，我会很感动。面对严峻腐败、消极情况、积重难返的问题，我给自己仅能打五十九分，不及格，这样，我才能减轻些包袱。

    （说明：1、原博未对所使用的材料说明出处，仅供参考， 2、原博使用主角人物的真实姓名，为避免本博被隐，改用拼音字母代替，网友不难猜出，敬请原博作者谅解。）

   8月15日晚上的中、美女排小组赛，因中国队教练和美国教练的名子分别带有一个“和”字和“平”字，而被媒体戏称为“和平大战”。这一巧合的称呼，显然带有某种“和平”、“友谊”的深层喻意。观看这场比赛，我的心情无比的轻松。一方面是我们的国家队，另一方面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队，但它的教练是中国人。无论谁赢谁输，我感觉都是中国人赢。内心真有一种“和平”的感觉。果然，美国队赢了，但是我觉得骄傲：如果不是我们中国人郎平执教，你们能赢吗？我甚至突发奇想，假如全世界的各国的女排，都由中国人执教，假如全世界各国的男女乒乓球队，体操队、跳水队同样都由中国人执教，那样一来，这些项目的比赛，无论谁输谁赢，都是中国人对全世界体育事业的贡献。

    四年一度的世界奥运，其实是一次全世界人民的狂欢，是一次世界人类体育竞技的展示，是一次全“地球村”人民友谊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常说的“体育无国界”，现在又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此，输赢和得奖牌的多少倒应该是次要的问题。

    看到以下博客文章，使我增强了对自己以上观点的自信：

  “体育是人类共有和共享的健康手段和快乐源，也是表现人类力量的竞技场。体育不能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绑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历来都是人类的灾难源，是人类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的敌人。所以，绝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衡量和定义体育。体育的价值在于它的全人类的共享性和包容性。爱国的前提是爱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郎平没有任何对不起国人和国家的地方，那些海外军团和留样教练们也都没有任何对不起国人和国家的地方。”“让我们还是把敬意献给郎平吧，就像把敬意献给帮助中国人战胜法国队赢得了佩剑金牌的法国教练一样。”（郭老学徒 日志《郎平是一个伟大的教练》）

  “体育无国界！这早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世界体育的跨国交流早就是普遍现象。单就本届奥运会，围绕中国体育的‘走出去和引进来’就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带领仲满和女子佩剑团体摘金取银的法国人鲍埃尔、第二次率领中国女子曲棍球征战奥运会的韩国教练金昶佰，男女篮的教练尤纳斯和马赫，当然还包括被挂起来的著名教头杜伊，其实在曲棍球、手球、皮划艇、击剑等等许多中国的非优势项目上都是外国的先进教练在帮助我们。”“而‘在外’的中国人，除了郎平，教练里面有羽毛球的李矛，体操的乔良，跳水的童辉等著名人物，运动员里有相当一批乒乓和羽毛球的‘海外兵团’。”（颜晓华  日志《 郎平不是叛徒，“和平大战”意义深远》）

    但是，又看到网上一批铺天盖地的不同观点的评论和争论，又使我心生困惑。我们的同胞爱国心之强烈令我深深感动，直把两国的体育比赛，看成了两国间的战争，好像体育比赛输了会引起割地赔款、会使我们的国家“灭亡”似的：

  “郎平是个叛徒，祝她早日得到报应。” 

  “无论如何，你不能带着洋人灭了自己的祖国的！”

  “幸亏郎平不是科学家，要不还帮美国人研究武器打我们的祖国呢，你们还有人相信她，太幼稚了。若我们的科学家都像她这样，你想会是什么样子？郎平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卖国贼，她不会有好下场的，还想自圆其说。不管什么原因郎平是不可原谅的!我们很看不起她。有些人自以为自己思想很开放，但是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体育无国界，但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有祖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她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她不配做中国人，这样的人没有好下场，看她的一副奸相。”

   “我看见了两个高手教练的对决，看见了两队高手的较量，难分高下，体现了真正的奥运精神。骂朗平的人只有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我们不能一方面歌颂击剑队的法国教练，一方面骂朗平，这是自打耳光的愚蠢行为。”

  “郎平 我爱你。五连冠的郎平可爱！在陈忠和带队之前，正是郎平把女排带出低谷，后来交给助理教练陈忠和的，中国队的郎平教练我爱你!现在作为美国的的教练，把美国女排带好了，说明咱中国教练有水平，有智慧！我爱你，美国教练郎平！！不懂排球的人，不要乱骂，丢人。”

    这样看起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说说容易，真正理解并践行它，却还不是容易的事情。

    北京市石景山区有一所杨庄中学，我经常从这座学校门口走过。校门口的一条标语，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令我多次驻足观看。

    标语的文字很简单；“入校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并有英语译文。见下图。

    我们国家，曾经标语口号泛滥。但早些年的标语口号多带着政治色彩，各级学校大门上和校门两侧的标语，大多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之类。如今物换星移，这些政治口号已不见踪影，但这样提倡孝道的口号，堂堂正正地写在学校的大门口，尚不多见。

    崇尚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尤其是要中小学生牢记父母资助子女读书上学之不易，实有必要。虽说是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供一个孩子上小学、中学，家长需提供的费用对相当多的社会中下层民众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社会上流传的谚语就有一句“教育改革把家长逼疯”的话。北京市海淀区有一所“十一学校”，据说此校属“公制民办”，中小学学生入学费是3万元，每年学费是8000元，还有食宿费、教材费和其他杂费，每年还需5000元左右。我遇到过一位青年女性，30左右岁的年龄，结婚已七、八年了，还没有生小孩。她说，她们两口子的月工资加起来不足5000元，这在我国的工薪阶层中，已属中、上等收入水平。她们每月要缴住房按揭月供2000元，两口人的各种生活费用，包括缴纳各项保险费用，3000元勉强够用，为赡养父母因经济拮据还常常引起家庭不和，那有钱生孩子、养孩子？住房月供需30年才能缴完，30年之后，她（他）们都50左右岁了，那时再生孩子吗？她说，她也不知道。这样看来，一个孩子，不只在进入校门时要牢记父母的恩情，只要能有幸出世，有幸生而为人，就应该不忘父母之恩。

    据说，以前是孩子出生后就要发生各种养育费用，现在则是一怀孕就要花钱。不只是母体的营养费用和各种医疗检查费用，还有一个时尚的费用叫胎教费。据说怀孕期间实行胎教，孩子出生后就会特别的具有天分。方法是，在专家指导下，孕妇在肚脐处放置微型音响设备，定时放送莫扎特的交响曲或其他什么讲课资料，这孩子出生后就特别的聪明慧敏，才智超群。

    此说可能有科学道理。君不见，现今社会上，贫富之差巨大，贵贱之别显著，才干超群的英杰和愚昧庸碌的芸芸众生的对立永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接受和未接受过胎教的区别。我想，那些年薪数千万的高管们，一定接受过良好的胎教，说不定其胎教的课程就有高级教授们讲授高级的“MBA”学识。

    闲话休提，还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可怜的天下父母已心力交瘁，无论你将来贫富贵贱，无论是出人头地还是永沉埋在社会底层，都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情。

    国家体育场即“鸟巢”工程终于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了，一周之后，举世瞩目的第29届世界奥运会开幕式将在这里举行，这是值得全国人民欢庆的。由于职业原因，本人对如此特大型的公建工程自然抱有一种关切之情，对它的诞生和建设过程，尤其是对它在建设过程中的坎坷历程不能不有所记忆。

    2002年10月，受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的委托，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向全球的建筑设计单位发出邀请，为北京奥运会征集主体育场概念设计方案。截至11月20日，竞赛办公室共收到44家著名设计单位提供的有效资格预审文件，经过资格预审，最终确定了14家设计单位进入正式的方案竞赛，推出“鸟巢”方案的瑞士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公司亦在其中。2003年3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关肇邺和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等13名权威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经过两轮无记名投票，选举出三个优秀方案，分别是由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公司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组成的联合体设计完成的“鸟巢”方案、由中国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独立设计的“浮空开启屋面”方案、由日本株式会社佐藤综合计画与中国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的“天空体育场”方案。　在这最后入围的三个方案中，工程造价估算已基本明确，“鸟巢”38亿，第二、三位分别为30亿和28.2亿。在领导、专家、群众“难得高度一致”的情况下“鸟巢”堂堂正正中标。而“鸟巢”还因屋顶开启费用仅占总投资5%，远低于标书要求的10%而广获赞同。

   “鸟巢”方案以高票通过（8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1票作废），取得中标资格。这个设计方案主体由一系列辐射式钢状结构旋转而成，因酷似中国瓷器裂纹和“鸟巢”形状，而得名“鸟巢”。“鸟巢”方案被2008年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场设计竞赛评委会认定为“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并被确定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多元化”，“前所未见”，“开创性”，这是当时激情洋溢的评委们写下的评语。“鸟巢”方案正式公布时，有关部门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鸟巢”的新颖和先进受到专家肯定，其中“顶部开启层面”被重点表扬，被看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体育场馆设计”，“将成为21世纪体育场馆的趋势”。

    2003年12月24日上午10点，“鸟巢”开工奠基，2004年2月正式动工。

    从开工起，国内工程界质疑“鸟巢”方案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到2004年上半年，特别是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生事故后，国内学术界对“鸟巢”方案的反对声音强烈而频繁地迸发出来。“鸟巢”方案，在距它的优越性、先进性被夸得无以复加的日子仅一年多的时间，却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其经济性、安全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建设部下属的全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的消息证实，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没有通过该委员会今年组织的“抗震设防”审查。又有专家指出：有关专家在对“鸟巢”进行技术预审后发现一个重大问题——该方案未做体系稳定性即抗倒塌性的分析。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总结构师葛家琪对记者说，“学术界对‘鸟巢’的争议是很大的。该方案过于追求建筑造型，采用平面体系而非空间结构体系，其体系不合理。同时，“鸟巢”中仅有24对、48榀桁架受力，其他均是附属构件，完全不受力，尽管安全可以得到保证，但代价是超乎寻常的巨大用钢量。”同济大学博导、亚洲房地产学会理事葛震明教授说：“‘最好的奥运会’不等于花钱最多的奥运会，申奥成功和民族自豪感容易让大家头脑发热。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不能保持清醒，那么在决策中肯定会留下隐患。”

    200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期间，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召开了“奥运情况介绍”的学术交流会。 会上，专家对“鸟巢”方案的质疑和建议声浪强烈。会议期间，十名在京的两院院士自发聚集在一起，就奥运工程进行了小型座谈，会后形成一份书面材料联名递交给总理温家宝，质疑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极大地提高了工程造价，并忽略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的基本要义。奥运场馆的安全性、经济性问题一时成为焦点。

    专家们的舆论终于受到了政府高层的重视，总理把批示转给北京市领导。 7月27日，北京市长王岐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表示，北京奥组委及其他相关部门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2004年7月30日，该工程暂停施工。

    这一年的官方媒体，也为平民声音的表达留出了一点点缝隙。2004年8月 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一个鸟巢停工 ，还有千万个政府鸟巢怎么办？》，文章说：“我一直在内地生活，对内地中小城市的景象耳熟能详。这些年，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但放眼望出去，这一幢幢气派的建筑，不是属于垄断企业，就是属于政府机关。每到此时，心里总有一种酸酸的感觉。这一幢幢楼房，其实就是一堆堆人民币，如果它们不变成高楼，可能教育投入的缺口不至于那么大，可能农业税会早一天取消，可能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会少打一点折扣。看看那些景观工程、形象工程吧，今天说方的好，明天说现在流行圆的，于是拆了重修，一拆一修之间，纳税人的血汗就平空蒸发了。”“所以我很看重这次‘鸟巢’停工的象征意义，以此为契机，是否可以对政府投资行为进行全面的规范呢？或者说，能否以实用为原则制定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标准。比如说办公楼吧，个人认为，国内的办公条件实在太好了，自即日起，至少地级，包括地级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应该严禁修建办公楼。不是控制档次，而是根本不允许修！否则‘鸟巢’停不停工，于偌大一个中国，着实是不足道的。”

    但是，对取消鸟顶，也有反对的声音。对此“耿耿于怀”者是“业主”即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为代表的联合体。原来这个“业主”参与“鸟巢”投资（“鸟巢”资金一部分是北京市政府投资，占58%；另一部分是业主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为代表的联合体投资）而拥有2008年奥运会后30年的国家体育场经营权。据媒体报道，“业主联合体十分看重体育场的顶部设计，因为奥运会之后可以作为图兰朵、阿依达等大型演出”，去掉顶盖，将严重影响今后30年的经营收入。这个“鸟巢”顶盖始作俑者，此时从幕后跳到前台。试问这个“业主”的钱从何而来？说道底，还是国家的钱或股民的钱。可见当初政府力挺加顶方案，是“代表”了投资联合体的“最大利益”，这表现了在房地产开发中，政府总是“代表”着“开发商”利益的一贯作风。

    民间难免有人发问：当初评审方案时，我们的专家们都干什么去了？“鸟巢上书”为何姗姗来迟？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的关肇邺的回忆让人吃惊：“在13个评审委员中，7个中方代表，6个国际专家代表。但在7个中方委员中，只有工程院的3位院士为技术专家，有2个委员为行政官员，2个为企业的代表。中外代表比例为7：6。投票是无记名的，不过我们看见6个外国评委都是投鸟巢。这样，只要有1个中国评委投票给鸟巢，它就会中标。”而据另一位评审委员周干峙介绍，在13个入选方案的最终评选中，第一、第二轮投票的结果，鸟巢的设计方案都不是最优的。在第三轮，“中方有一位评委跳出来了，表示支持鸟巢方案，紧接着6个外国人就蜂拥而上，说这个方案好。”至此，我们看清了评审活动的内幕：评标的过程包括评委会成员的安排，早已刻意使中国的资深专家们边缘化。

    中国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独立设计的“浮空开启屋面”方案是最后候选的三个优秀方案之一，其主设计师之一的王兵认为，“求新求洋”是我国政府浮躁情绪的集中表现。“在投标中似乎有种不成文的规则，没有国外设计单位参与的方案很难中标。外国的设计师在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实验田，因为我们喜欢世界一流、标新立异、求大崇洋，所以外国设计师才会投其所好。现在很多设计方案，不能说在安全上有什么问题，但感觉在是向自然挑战，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建的大楼，这么高的高度，还要倾斜的造型，这会带来巨大的资金投入，而这与中国整体的国情是不符合的。”

    虽然停工了，但不可能把原方案完全推翻，也不允许无限期停工。于是只能对原方案作出尽量符合经济性、安全性的修改。最后的结论是，拿掉原设计的顶盖。2004年8月3日下午，在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主持下召开了“鸟巢”方案调整会议，会上，中、瑞、英设计联合体三方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调整优化方案，经过专家评定，最后有一份报告被确定下来：把可开启的滑动式屋顶拿掉，再把孔扩大，以减少用钢量。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介绍，，这样大跨度的顶盖结构，需要大量用钢，在建筑学上，结构重量跟跨度是不成正比的，是指数的关系。在一个体育馆，如果100米跨度，它的用钢量是80-100公斤／平方米，但如果跨度是200米的话，用钢量就可能是250公斤／平方米；而300米跨度可能就是400公斤／平方米。而“鸟巢”的每平方米的用钢量达到了500公斤。总的用钢量接近5万吨。它的自重占整个壳的60％，再加上屋面和设备重量，就占到了总量的80％。沈世钊认为这在力学上是“无法承受之重”。 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超标的用钢量，悉尼奥运会的平均用钢量为30公斤／平方米。与北京奥运会相反，悉尼、亚特兰大奥运会馆都是用轻型结构，以塑、膜的结构为主。惟独北京奥运会，是普通的钢结构，是重型结构。也就是说，建成以后这个结构体系成年累月处在这样一种重量下面。外界有任何大的风吹草动，都是让人非常担心的。对此，北京市高层咨询沈世钊的具体意见，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先把可开启、滑动式的屋顶拿掉，再把口扩大，减少用钢，尽可能地把用钢量从目前设计的5万吨降到3.5万吨。

    之后，北京市长王岐山正式向煤体介绍，按照原来的设计，“鸟巢”的顶盖重达三千四百吨，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分两半可自动开启，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在做安全评估的时候，专家们认为这个顶盖不能保证安全。“万一顶盖开了合不上，合上开不了，或者掉下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王岐山称，按照原先的设计，“鸟巢”的建设需要八万吨钢材，取消顶盖后也只是减少了三千四百吨，所以“要让它瘦一点，苗条一点，但‘鸟巢’的概念不变”。他介绍说，“鸟巢”瘦身之后大约需要五万吨钢材。

    其实，“鸟巢”加设顶盖，并非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公司所愿。一位知情人士向媒体记者透露，“鸟巢”的原始方案中对是否加“盖子”，即顶部开启层面，瑞士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公司是持有保留意见的。艾未未是“鸟巢”的设计联合体成员、瑞士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事务所的中方顾问。艾未未指出：“10万人这么大的体育场加顶，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多见。”“事实上我问过赫尔佐格，体育场应不应该有一个顶，他们都倾向于这样大的体育场是不应该有顶的，因为耗资巨大，而且给结构带来难度。但是这是设计任务，设计师只能按设计要求执行。”在艾未未看来，正是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事务所坚持了建筑设计中的诚实，让这个声名显赫的瑞士建筑事务所的设计方案最终脱颖而出。这就是说，“鸟巢”加设顶盖是设计任务书的明确要求，实质上是中国政府把这个顶盖加到了设计者的头上。在我国，政府干预设计或直接拿出方案强加给设计单位，司空见惯。

    经过紧张的工作，一个将“鸟巢”开启式屋顶取消，并把顶部开口放大的方案最终通过专家评审。这个方案2004年8月5日正式确定，更改后方案减少造价4.5亿元，将鸟巢整体投资从36亿元降到31.5亿元。 之后不久，“鸟巢”迅速恢复施工，直到竣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鸟巢”。

    一个完整的设计，中途修改，难免产生某种不合理、不协调的后果。强大的树枝状编制成的“鸟巢”外围结构，原本是为支撑巨大的顶盖而设的，顶盖取消了，这“鸟巢”式的外围结构只剩下装饰功能即景观功能，不但不伦不类，而且消耗五万吨钢材，网格杆件的截面奇大，外轮廓为1米见方，为板材焊合的箱型截面，板材的厚度竟达10厘米以上。这不是一般的小题大作，而简直是愚不可及，恕本人言语不敬，它体现了一种笨和蠢的设计理念，其外观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而且这样大体量的钢结构，今后涂装层的维护工程量将是不可估量的。还有，这样大尺度的钢结构体系，未设置适应温度变化的构造（伸缩缝），温度变化产生的巨大的内应力，是否会造成某种建筑层（复膜体系）破坏甚至结构破坏，尚待长久观察。

    “鸟巢”已成为现实，不管人们还有多少议论，它已经站在那里了，但引发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终将长久挥之不去。在决策失误的背后，是深层的体制问题。如有人所言，“鸟巢”工程、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此工程预算已达120多亿，钢材消耗已达30多万吨），都是“体制下的蛋”。民众希望，“鸟巢”的方案之争及其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的波折，能使我国建设行政高管悟出点什么，从而使今后的公共工程建设得以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使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得到切实的提升。

 （说明：此日志所引资料，均来自有关官方媒体，为节省文字，未予列出。）

    2008年5月份所见的树枝状钢杆件编制成的“鸟巢”外围结构。箱型杆件截面1米见方，厚度达10厘米以上。可见水平面的膜结构，竖立面为镂空体系。

  行人和游客不得走近“鸟巢”，临近的北四环路人行天桥成了民众观望“鸟巢”的平台。

（转贴搜狐圈子的一篇文章及一篇评论）

      杨佳被判死缓的可能性最大！（q.sohu.com 谈笑风生）

     正在山东淄博的谢立宏律师认为：目前杨佳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是不确定的！因为“杀人偿命”的老话早就被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国的刑法也没有“杀人一定偿命”的规定。不相信大家去查查！如果基于某些容易被国际社会误解的原因而仓促地杀了杨佳，无论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还是对于国内矛盾的缓和以及奥运会，都是是极其不利的。就是基于目前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而言，杨佳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也不大。刑法是除了宪法以外，政治性最强的一个部门法，因此，无论是从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来考虑，还是从国内的司法趋势以及国际社会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杨佳不一定会被判处死刑，杨佳被判死缓的可能性最大！对于杨佳的辩护人来讲，第一方面要从大的程序方面考虑：

   一、首先组织一个律师团队，集体研究案件并作出一致的辩护方案，因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名被告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最多能委托2名辩护人，一旦这两名辩护人有什么“意外情况”（这很可能发生），那么还可以有律师团的其他同仁补上，让杨佳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

   二、积极与国内外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媒体监督是防止公权力机关对民众权利损害的有力保障。因为本案件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他人隐私，所以，就大胆地调查，杨佳的生殖器是否有问题？他的生殖器与此次作案到底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到底杨佳是否受到人为地迫害？

   三、积极协调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尽力作到杨佳本人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理论上讲，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尽管规定了什么人可以会见被告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但是并没有禁止、排斥或者是限制其他人会见被告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明确规定，尤其是对公众媒体而言，大家可能注意到CCTV采访过的很多场面吧？？

   四、从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上，尽最大限度保护杨佳的权利。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调查、收集证明杨佳罪轻、无罪的证据材料，不能光注意收集其有罪的材料。例如：杨佳杀警察的动机、目的的证据材料是什么？他到底是想寻衅滋事，还是想故意伤害，还是想故意杀人？证明杨佳杀警察时的精神状态正常的证据材料是什么？杨佳现在的精神状态与作案时的精神状态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证据材料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杨佳的母亲没有露面？对于杨佳案件，其母亲的证明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到底其母亲在哪里？在没有找到他母亲这个重要证人之前，辩护人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对杨佳案件裁定中止审理。

   2、如果律师认为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有问题，应当请求检察院退回案卷，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3、如果律师认为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提供的证据材料还有问题，应当请求检察院再次退回案卷，要求公安机关再次补充侦查。

   4、如果律师认为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与本案件的受害人或者是杨佳有什么利害关系，应当依法提出，申请他们回避，并展开重新侦查或调查、审核工作。在此，我个人认为在网络展开“人肉搜索”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5、在法庭审理阶段，（略）

    第二方面，谢立宏律师认为：如果从实体法律上考虑，杨佳最多应当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

    第一层次的原因如下：

     一、杨佳没有犯罪前科（至少现在网上没有报道），换句话说：一贯表现良好。严格意义上说，“一贯表现良好”的犯罪嫌疑人所对应的是屡教不改的“累犯”犯罪嫌疑人，二者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无论是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空间上看都有巨大的差别，杨佳并不是非杀不可、恶贯满盈的滔天罪犯，因此无论从司法实践还是理论上讲可以对杨佳从轻处罚。在中国的现实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连赖昌星这个大“罪犯”中国都承诺不杀他，况且是杨佳这个孩子！

     二、在有中国特色的警方工作下，杨佳肯定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换句话说：杨佳有坦白的情节。因此，无论是从司法解释还是从理论上讲可以从轻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没有象英美法系的米兰达规则一样或者类似的沉默权的规定（米兰达规则是：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警察应当明确地告诉他：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所以无论是从“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观点来看，还是从“无罪推定”的刑法原则来看，无论杨佳是在什么情况下交代的自己的“罪行”，都应当依法认定为是“坦白交代”。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刑事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相信连死都不怕的杨佳先生一定会“坦白”的，所以“从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杨佳是独生子，如果对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将导致其母亲从此无依靠，至少没有精神上的依靠。在我国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杀的，称之为：“留养承祀”，不知道中国法官目前是否还有这种意识。至少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看，应当对其进行照顾。理论上讲可以从轻处罚。（留养承祀，指斩绞重囚法天可贷者，因其丁单独子而又父母老疾无人奉养，可特恩免死，由皇帝亲自决定是否行此“法外之仁”。）

     四、杨佳可能情有可原，从常理来看，如果杨佳精神正常，那么其行为一定是有原因的。俗话说“谁挨打谁知道疼”，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在封建社会秋审时，这种情况有可能被列入“可矜”的范畴。

       谢立宏律师认为：依据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必然性”证明标准的刑事诉讼法律要求和基本的法理，我们司法机关必须依法查清杨佳犯罪构成的最主要方面——即：杨佳的主观方面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罪过等事实，简单地说：杨佳到底是主要想闹事，还是想故意伤害，还是想杀警察？如果杨佳真是想杀警察，那么他这孩子为什么想杀警察叔叔？杨佳这孩子想杀警察叔叔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法院对这类事实不依法查明，那么就很可能导致错误的事实认定并产生错误的判决。

     五、谢立宏律师认为：我国死刑制度的原则是少杀，其与杀人偿命的原始同态复仇观念有严格的区别，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教育作用，而不是惩罚作用。杨佳毕竟年轻，如果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那么也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原则，符合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大趋势。况且，杀了杨佳的社会副作用太大，没有必要对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足以起到教育社会、惩罚被告人的作用。我国刑法并没有“杀人必须偿命”的规定。

     六、杨佳袭击警察案件已经导致11个家庭不幸了，任何人都不希望一个判决再导致一个母亲痛失爱子。杨佳母子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难道只有受欺负的份儿吗？就没有一个执法者站在这对母子的立场上思考过吗？犯了一次错误，就非要杀了杨佳这孩子吗？难道他就真的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吗？就因为她们母子与邻居搞不好关系就认为其是社会败类吗？这么多年她们孤儿寡母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人欺负她们吗？她们如果真那么坏，杨佳怎么就没有杀邻居呢？那些在网络上大肆宣扬她们孤儿寡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依据公平和正义的法治理念判断，杨佳最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

     谢立宏律师认为：第二层次就是这个法理问题，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和堕落的刑罚，希望全社会救救孩子，包括杨佳这孩子！！！这么说的原因如下：

     （1）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和堕落的刑罚，它实际上就是多数人凭自己的喜好去剥夺少数人的生命的一种残酷制度，是原始复仇制度的体现，也是暴民政治的典型体现，古今中外皆有此类案例发生。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委员会对无辜的贵族家属进行的残酷屠杀；土地改革时期，农会对地主以及异议人士的处决；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对黑五类分子的处决；等等………。

    （2）死刑是不具有威慑力的刑罚方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且有材料显示，世界各国死刑存废与犯罪率没有直接关系。有的国家废除死刑以后，犯罪率也没有上升；而保留死刑的国家犯罪率也并没有下降。因此，由此看来，死刑并不具有威慑力。

    （3）死刑是不符合逻辑的刑罚方法，不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以杨佳为例子，杨佳通过刀这种武器杀死6名警察是不对的，因为那6名警察有基本的生命权，那么我们13亿中国人民通过法院这种国家机器来杀死杨佳对不对？杨佳是否也有基本的生命权？杨佳这孩子心理不正常了，所以他才去杀人，难道我们13亿中国人民为了报复和惩罚杨佳这个孩子，就杀他吗？

      谢立宏律师认为： 法治的最基本前提是生命权、尊严权的平等，否则无法构筑法治的大厦。杨佳的生命与六名不幸遇难的警察一样值得全社会珍惜。那么是否就是不惩罚杨佳了呢？我们认为不是。应当惩罚，但是不至于是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方式，无期徒刑不是很好吗？杨佳的行为之所以出现，我们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本身存在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法治来改正。以生命换取尊严的事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在此借用《世界人权宣言》的几句话供大家思考：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视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4）现实中，死刑的适用很难避免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存在。从适用结局来看，大多是对贫困者、地位低下者判处死刑，而对有钱人、地位高的人极少适用死刑。这样，死刑具有身份刑的一面，表现出不平等。另一方面，死刑具有不可分割性的特点。这就导致对犯罪人判外死刑不可能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死刑表现出不公正。另外，死刑是不能补救的刑罚方法。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然而人死不可复生。一旦误判，执行死刑后，便不能补救，无法挽回。事实表明，即使采取最谨慎的态度，适用最严格的程序，错杀仍然难以避免。

       谢立宏律师认为：第三层次的原因就是：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杨佳必然没有精神病，否则本案就存在错案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在精神病诊断认定方面中国与世界差距很大。

      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如果按照该组织认可的精神病诊断标准，那么杨佳是否构成精神病？待查。理论上，中国卫生部的标准不能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精神病的唯一标准，因为其并非行政法规，效力很低！

     经过网上查询后发现：目前中国根本就没有以法规形式作出的精神病的认定、诊断标准，仅仅有一个由卫生部科学研究基金资助，在通过41家精神卫生机构负责对24种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完成了前瞻性随访测试后，编写的一个《CCMD-3》标准，其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ICD-10临床描述与诊断要点》有明显的差异。请大家注意：中国早已经是WHO的成员，并极力地排斥台湾加入。也就是说：精神病的认定依据和认定程序根本就没有法规依据。那么，就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些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精神病却被人为地认为不是精神病受到了刑罚的惩罚，而某些犯罪嫌疑人明明不是精神病却被人为地认为是精神病逃脱了刑罚的惩罚。

       谢立宏律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注意了：这里规定的是“法定程序”，可惜现在根本就没有颁布这样的“法定程序”，那么杨佳精神状态的鉴定结果是否符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关于“精神病”的规定呢？在此请允许作者抄袭或者是侵权一下圣经的主祷文吧：

     万能的公正女神，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保障我们获得日用的饮食以及免于恐惧和贫穷，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坏警察和黑社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 如果需要切磋法律方面的问题请拨谢立宏律师联系电话15811510053，注意拨本电话前请先用短信联系。）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果你支持我的观点务必请顶一下并转贴，否则请批评一下！）

                         [最后更新时间为 2008-07-22 02:28]

评论选之一《期待现场直播上海袭警案庭审 》

（青岛新闻网2008-07-19 12:29:40现代快报  作者：吴杭民）

   上海袭警案嫌犯杨佳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该案有望在月底前首次开庭。(7月18日《南方都市报》)
   上海闸北袭警案举国震惊，舆论哗然，更引发了媒体从各个角度的解读。如今，杨佳案即将开庭，基于此案的影响，我更期待上海袭警案庭审能够现场直播，因为一个透明、公开的司法审判，更能体现我们惩治犯罪、匡扶正义的司法决心，也才能彻底打消人们对此案的无端猜测和非议。而如果是限制旁听记者人数，甚至是以有关部门的通稿等形式来披露庭审情况，则更会加重人们的顾虑和猜测。
   极具历史意义的是，10年前即1998年4月15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提出：“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还要逐步实现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这被舆论视为法院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增强司法透明度的标志性转折，表明了法院接受社会监督的勇气和致力于司法公正的决心。
    而更被誉为中国法制史上“破冰之举”的是，1998年7月11日，全国首次电视直播的庭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当庭审判，当庭宣判，令人难忘。前几天，CCTV《今日说法》栏目更是推出《看得见的公正》的专题节目予以回顾。此后，一些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人们都得以在家里看庭审。比如1999年3月央视对綦江虹桥垮塌案进行庭审直播；比如2001年4月，央视对重庆和湖南常德法院两地同时审理的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进行了庭审直播，舆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天，我们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网络时代，庭审的现场直播，除了电视、广播之外，“看得见的公正”的普及率、迅捷程度将更加得以提高。如果上海袭警案庭审能够实现电视、广播、网络三位一体的现场直播，无疑又是一次破冰之举，上海袭警案庭审能否实现“看得见的公正”？不妨拭目以待。

 转贴自搜狐博客 > 周英杰思想录 > 日志 > 准自由谈2008-07-19        （ http://yingjiesixiang.blog.sohu.com/94951295.html）

    今早在凤凰网看到了一篇转自2008年07月19日《京华时报》的关于杨佳案最新进展的报道，现全文转贴在这里,以供大家参酌————

           传袭警青年杨佳母亲失踪 上海警方拒绝就此回应

    本报讯（记者于杰唐骏）杨佳姨妈王丽（化名）报案后，北京大屯派出所已启动对杨佳母亲王静（化名）的寻找程序。目前王静走失的情况还未录入至警方内部网络，上海警方仍不愿就此事做出回应。

                   走失网尚无杨母信息

   昨天，杨佳的姨妈王丽打电话到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刑侦支队，询问有无王静的消息。

   对方称此事属于查找走失人口，建议她向闸北分局治安支队了解情况。王丽打电话到闸北分局治安支队，被告知，在北京报走失，就应向北京警方了解情况。

   王丽说，昨天下午3点多，她致电北京大屯派出所，曾接待她报案的彭警官称，因不知道上海警方哪个部门了解情况，所以目前还无法和上海警方联系，但会帮忙查找，如有消息会通知她。

   当初将王静带至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的是上海警方，王丽询问这些警察属于上海公安的哪个业务部门，得到的答案是派出所内“好像没人知道”。

   昨天下午5点，记者致电大屯派出所，一位女警官说，如果17日报走失，目前应该已经上报分局，将走失人口情况挂到走失人口网。据了解，警方接到走失人口报案后会将该人情况挂到警方内部的走失人口网，如发现相关特征人员会对其身份进行核实。

   知情人士透露，截至昨天17时，走失人口网上还没有关于王静的走失信息。

                   未公布派出所内录像

    杨佳接受审讯时称，因自行车事件接受上海警察讯问时，曾在上海芷江西路派出所遭到民警推搡和殴打。在7月7日上海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称并不存在对杨殴打的情况。警方的依据是，执勤民警的录音和派出所内的监控录像。

    警方公布了经过剪辑的4分钟录音片段。众多记者在发布会现场及事后要求查看杨佳去年10月5日在派出所5个多小时的录像，均遭到拒绝。

                  没有媒体采访到杨母

    上海袭警案发生后，全国众多媒体试图采访杨母王静。但案发当天下午，警方便前往北京慧忠里杨佳住处，将王静带到了大屯派出所。十多名记者在派出所外蹲守多日，希望采访王静，但警方对王静的“保护”使他们一无所获。据王静的前夫和姐姐说，在7月1日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王静，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

    曾有媒体报道说，王静被带至上海协助调查。多名记者向上海警方核实，对方均保持沉默。昨天，记者再次致电上海市公安局新闻科，对方称此案的侦查阶段已结束，警方不再发布关于此案的任何消息。

       读罢这条新闻，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很郁闷。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其一，中国早就停止了的由秦始皇发明的“连坐”律令，难道又在杨佳案上复活了吗？杨佳纵使犯罪，纵使“十恶不赦”，与他的母亲有什么关系呢？假“调查”之名，行“逮捕”之实，上海警方岂是“沉默”能够搪塞大众的吗？杨佳的母亲现在到底在何处？她所犯何罪？上海警方有责任、有义务向全国关心杨佳案的公众讲清楚。

      其二、上海警方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公布杨佳在派出所受审时的全部录像？难道真有什么“猫腻”吗？现在网上关于杨佳案的“谣言”气势汹汹，上海警方面对“谣言”不能光靠抓人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抓人也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要彻底公布由第三方鉴定的所有有关录像。如果不能公布全部录像，我们有理由相信和传播关于杨佳案的全部所谓“谣言”。

     其三，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杨佳和杨佳的母亲呢？有关方面的罐子里到底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呢？如果警方真得没有什么见不得阳光的行为，为什么不让事情的真相公开出来呢？

     据称，杨佳案目前已经结束了侦破阶段，即将进入审理阶段。鉴于该案疑点重重，上海警方的做法令人愤懑，且杨佳案显然已经成为一起公众事件。故希望全国网民能够团结起来吁请能够公审此案并让媒体介入报道。目前大约只有“公审”和媒体的介入，才能让杨佳案的案情水落石出。

     为了杨佳的权利和我们自己的权利，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2008年7月19日

  本博评论 

  1、杨佳的母亲是上海警方带走的，上海警方岂是“沉默”能够搪塞大众的吗？

  2、如果不能公布全部录像，我们有理由相信和传播关于杨佳案的全部所谓“谣言”。

  3、呼吁此案异地公开审判，寄希望于法律界献身维护法律尊严的正直的人士们的努力。

   据官方媒体报道，“近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该《解释》填补了国企领域反腐的空白。”

    目前，我国垄断行业的国企老总年薪有多高呢？人民网7月7日《央企高管年薪与职工相差几百万 ，国资委拟干预》一文中说： “‘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普宏德会计事务所有关负责人称，对央企财务统计年报中的天价薪酬，已经见怪不怪。”“统计称，现有央企155家。去年年报显示，包括中国神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海油服、西部矿业等央企在内，高管年薪2006年以来均超越民企。”“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日前在参与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称，央企高管的年收入，与职工差距高达几百万。”

    国企老总属国家公务员，即常说的党政干部，美称曰“人民的公仆”。作为国家干部，受国家和人民之托管理国营企业，自定薪酬，动辄年薪上千万、数千万，这与监守自盗有何不同？如果这种收入是合法的，为什么要开除人家的党籍？如果这种收入是非法的，为什么仅仅是开除党籍？国家法律管不了D的干部？此外，“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早已泛滥，“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何谓“情节严重”？一千万算不算“情节严重”？五千万、六千万呢？毫无可操作性可言。这样一纸空文式的《解释》，明显带有“忽悠”民众之嫌，竟有“教授”称之为“填补了国企领域反腐的空白”。这样的“教授”还是去继续做自己的俯卧撑去吧！